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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发布时间:2013/12/31  访问人数:2726
 

                                                                             来源:中国妇女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相互作用的方式,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把女权主义的关怀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连接起来,试图通过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男女不平等来追寻女性权利的回归。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与代表人物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衍生出来,它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把注意力引向女性被束缚于家庭或家庭生活的经济后果。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父权制和性别。父权制指的是整个社会中的男性权力体系既反映了家庭中的父亲统治,也根植于这种统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突出强调性别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成是相互依赖的统治体系。性别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角色方面的区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裂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该把性别和阶级作为相互联系的社会分化来对待。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代表人物与著作有: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海迪·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齐拉·爱森斯坦主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1979),南希·乔多萝的《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1979),米歇尔·巴雷特的《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艾里斯·扬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莉迪亚·萨金特主编的《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1981),莉丝·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1983),阿莉森·贾格尔的《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等。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

    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缺失性别视角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直接师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的思想家,她们倾向于认同妇女受压迫的终极原因是阶级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以经济基础不同造成阶级压迫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她们认为只要消除了经济不平等,消除了阶级压迫,女性受压迫自然也就消失了,即妇女解放是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后的附带结果。但是,就妇女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连解放妇女都没有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然地实现,又何况妇女解放呢?

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阿利森·贾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出反思。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基本忽略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的现实,在探讨作为工人的女人遭受压迫时,她们理所应当地以为资本是妇女首要的压迫者;此时,男人至多是次等压迫者。对这样的理论预设,贾格尔发问:其“女性主义”的立场究竟有何展现?

    ——与阶级分析相结合的父权制批判

    海迪·哈特曼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通过一种独特的视角即运用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仅是实现了女权主义的一种复归,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改良。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针对女性的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

    第一,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与性别分工》中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父权制观加上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的二元制理论。哈特曼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益的、有力的协作关系。一方面,无论是哪个阶级和阶层的男性,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考虑,针对立法对女性就业的限制采取中立或者支持的态度和做法,以期达到维护其家长制特权的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从女性置身于家务劳动的安排中得到好处。因此,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得益彰。这种观点虽然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存在,但是它们却在压迫妇女上达成了共识。

    第二,与二元制理论家相对立,一元制理论家利用一个概念来发展一种单一的、可以把资本主义父权制理解成一种制度的理论。艾里斯·扬和盖尔·卢宾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反对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两个彼此独立、互相作用的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就像物质和意识一样不能截然分开,只有一体化的概念范畴分析才能认清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本质,才能揭示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

    ——引入公共领域概念,批判地提出性别分工理论与社会性别制度

1962年,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问世,他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了一个界分。公共领域指的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空间活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外,这实际上也就否认女性在公共观念形成中的作用。所以,遭遇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但是,也启发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别分工与性别角色的分析视角。

    南希·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相对来说忽视了社会性别问题,这削弱了原本会很精彩的解释,即揭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怎样使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膨胀,把我们全体转化为被动的客户;而同时又使我们作为公民的角色收缩,把我们都降低为纯粹的投票者。她认为,公民和工人的角色都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角色,而消费者和育儿者的角色却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角色。她指出,尽管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压迫着每一个人,但是,与压迫男人相比,它以不同的和有争议的恶劣方式压迫女人。

性别分工理论是把性别分工作为与阶级分析相对应的理论范畴,来分析妇女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受到的特殊压迫。艾里斯·扬认为,性别分工分析比阶级分析更具体、更详细,更加注重参加社会生产的个人;相比之下,阶级分析比较抽象,它只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抽象的分析,这样就忽略了妇女的性属特征。她把性别分工提高到与阶级同等的位置,用性别分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盖尔·卢宾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中的有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创建了社会性别制度学说。她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含义,即“一个社会的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了满足”。她认为社会性别是外在的,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她主张妇女运动的目的不是消灭男人,而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制度的社会制度。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必须有一些新的发展,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而且还应看到父权制的危害,两者都是极其强大而顽固的制度。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就是试图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次超越。(余永跃 秦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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